回首2025，这一年里发生的对全球经济及其未来影响最大的事件莫过于特朗普政府发动的全覆盖“关税战▲●”▷▽▪。由于这场关税战覆盖了美国这个第一经济大国、第一贸易大国…、现行多边贸易体系主导奠基国的所有贸易伙伴★；由于这场关税战奉行全面政策，从而实质上抛弃了世贸组织的非歧视、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贸易自由化等基本原则，此举实质上开启了二战之后以关贸总协定/世贸组织为代表的现行全球多边贸易体系、乃至整个现行国际贸易-货币体系的解体与重构进程。

　　在其政治基础MAGA运动支持下，特朗普政府发动这场全覆盖关税战，连同其“文化战争”中主张扩大职业技术教育而压缩一般性高等教育，《大美法案》（The One Big Beautiful Bill）中的相关条款，……所有这些超出多年来流行社会观念的措施，根本目的是推进“再工业化”◇◆▪，以求解决制造业衰败、产业空心化带来的美国经济社会一系列问题▪，推动美国按其期望的方向复兴■。作为曾经领先世界两千年、又经历了掉队落伍，尔后奋力拼搏实现复兴的文明古国，回顾明清鼎革以来中国产业衰败…▷☆、国际竞争力崩溃的经济社会后果，我们可以加深对特朗普◆“再工业化▷”政策的认识。

　　“中国文明领先的一个例子就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欧洲对中国产品有着很大的需求，但是欧洲除了金银就没有能够用以交换的货物了。”[1]

　　明代正德十二年（1517年）▪◆□，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派遣使臣托梅·皮雷斯（Tome Pires）抵达广州▽，欧洲商人相继扬帆东来，中欧（包括美洲殖民地）直接贸易由此开通▷；加之同一时期日本、欧洲和美洲银矿大规模开采，日本和欧洲（及其殖民地）在对华贸易中获得了充裕的支付手段，从茶叶-◇、蔗糖、瓷器到纺织、冶金★☆，中国传统优势产业赢得了史无前例的广阔出口市场，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国内经济、货币制度、财政等方面的进步发展。

　　自明清鼎革以降，中国传统优势产业在国际市场上相继被西方替代，又未能发展起如同西方那样的新兴产业□◇，这种○◁■“不立而破▲●■”的格局及其恶性循环决定了中国最终不可避免走向战争和国运低谷。直至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五年计划”全面开启的工业化进程及其成就，方才彻底扭转了上述恶性循环-。

　　在中国传统优势产业被西方替代进程中▷，蔗糖是倒下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蔗糖（红糖）制作法最初系从印度传入中国，但中国古代匠人们推陈出新，没有太久就青出于蓝实现了技术反超。突出表现在中国发明了红糖脱色技术而制出白糖，结果蔗糖（包括白糖、红糖●、黑糖等）长期成为中国出口的拳头产品，起初是输出其它东北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在地理大发现之后又通过荷兰、英国等欧美商人大量运销欧洲▲、美洲和夏威夷等太平洋海岛△○◆，并通过孟加拉地区传入最初向中国输出红糖制作术的印度•□◇，以至于孟加拉语和另外几种印度语言中都称白砂糖为“cini sakara”▲，即“中国糖”★▷。

　　明朝中期以降的出口繁荣中，中国蔗糖产业基础相当稳固，即使被历史气候学界认为是“中国东部地区过去2000年最严重持续性旱灾=”的崇祯大旱也未能摧毁当时中国蔗糖生产与出口优势。晚明时期•▷★，日本、荷兰▲□、英国是中国出口蔗糖的最大买主△•；即使在1637—1643年崇祯大旱期间，这些国家从中进口蔗糖数量仍然相当可观，表明当时中国蔗糖生产仍然保持了相当大的规模和出口优势，成为当时中国经济的生机之一…▷。

　　日本进口中国蔗糖多用于国内消费，即使在1633—1639年日本国内连续五次颁发实施锁国令•、建立宽永锁国体制之后•△，又值崇祯大旱高峰年份，崇祯十四年（1641年）一年日本进口中国蔗糖数量仍高达576万斤。

　　17世纪上半叶，荷兰人每年在中国购买的蔗糖通常在200万斤上下，在崇祯大旱高峰期的崇祯十二年（1639年）达300多万斤，大部分转输欧洲各国▼□。

　　在崇祯大旱高峰期的崇祯十年（1637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商船在广州先后采购白糖13028担、冰糖500担。[2]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正是替代中国蔗糖的需求•●，推动了拉美、特别是西印度群岛甘蔗种植园经济的兴起。明清鼎革和清初战乱期间，中国蔗糖生产和出口全面停滞甚至倒退，这为西印度群岛甘蔗种植园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了可乘之机。待到中国国内持续三四十年的毁灭性战乱平息之后，西印度群岛蔗糖产业已经发展壮大■，中国蔗糖产业即使重建起来，在欧洲等海外市场上也已经不能与之竞争了。

　　这期间，国外市场上蔗糖产业的重要事件包括☆★■：崇祯十三年（1640年），英属巴巴多斯岛开始引进种植甘蔗，法国占据伊斯帕尼奥拉岛西北的托尔提岛△☆。康熙四年（1665年），法国政府声称伊斯帕尼奥拉岛西部为法国殖民地，称为“圣多明克”（Saint-Domingue）。使用黑奴劳动的烟草、靛蓝、棉花、甘蔗、咖啡种植园经济开始在圣多明克全面发展。康熙十八年（1679年）△■•，根据勒斯维克条约，西班牙正式将圣多明克割让给法国…，此时甘蔗已成为圣多明克最主要经济作物。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军▪★□。明清鼎革以来影响东南蔗糖生产和出口贸易的战争结束◇，但此时距英属巴巴多斯岛开始引进种植甘蔗已过43年●☆■，西印度群岛甘蔗种植园已经发展起来，并占领了欧洲市场，中国蔗糖产业在海外市场上的机会已经消失。

　　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法属圣多明克向欧洲出口了7200万磅粗糖和5200万磅白糖。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法属圣多明克提供了欧洲市场40%的蔗糖和60%的咖啡-▪。

　　明清鼎革时期确立的拉美替代中国蔗糖生产格局一直延续到今天☆▷=。现在△△，中国已经是世界数一数二的糖料进口大国●▪，2024年中国糖料相关产品进口量为981.1万吨，出口量仅1.93万吨，净进口量达979.17万吨▷○。

　　继蔗糖之后，中国陶瓷、纺织等传统优势产业相继衰败。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德国炼金术士波特格尔（Johann Friedrich Böttger）成功烧制出欧洲第一件硬质瓷器（以福建泉州德化白瓷为蓝本），破解了中国瓷器的千年秘方，由此赢得-“欧洲瓷器之父”声誉◆☆▼；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萨克森成立迈森皇家瓷厂（标志为交叉双剑）•▪★，欧洲瓷器工业化生产由此启动，最终依托工业革命实现了对中国瓷器生产技术的全面超越。

　　中国是麻类纤维原产地▼，千余年间积累了丰富的生产技术，对麻缕•▷“半浸半晒”、硫磺熏蒸等漂白技术均长期占据世界领先水平。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英国织出质量较好的亚麻布，中国麻纺织品由此开始遭到逐步替代。

　　明代中国广泛使用焦炭炼铁▲，1713年（清康熙年间）英国人达比（Abraham Darby）在欧洲首创炼焦▲。

　　明代中国已普遍使用活塞式木风箱，18世纪后期，欧洲开始全面使用活塞式鼓风器。

　　中国人民勤奋且有才智，若单单只是数十年战乱尚不足以造成持续两百多年的产业衰败，但是清王朝的一系列错误政策扼杀了中国社会及时赶上当时欧洲经济、科技发展潮流的生机活力，甚至扼杀了中国不少已有的科技与优势产业。宋应星《天工开物》的命运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中国至迟在宋代就已冶炼铜锌合金——黄铜，锌的古称“倭铅▼•□”宋代已经出现，明崇祯十年（1637年）刊行的宋应星《天工开物》详细记载了火法炼锌工艺。18世纪上半叶▷-，欧洲从中国输入炼锌技术•…；1771年（乾隆三十六年），日本菅生堂以明末刻本为底本翻刻出版《天工开物》，保留了原著原貌。反观清政府，乾隆亲自主持编修《四库全书》时，《天工开物》被列为在中国全面禁毁。直到民国初年，文物收藏家罗叔韫从日本古籍书店找回这本书，地质学家丁文江等人努力15年，新版《天工开物》方才终于在中国重新面世-●★。

　　再如，清初天文学家、数学家梅文鼎毕生致力于复兴中国传统的天文和算学知识◁▷-，虽然当时的康熙皇帝个人也表现出对天文算学和梅文鼎研究的兴趣，但是清政府对民间研究天文和数学限制严厉，如果没有一系列限制性措施，相信他在数学和天文学方面还能做出更大得多的贡献=•△。

　　类似问题广泛发生在清代中国社会几乎所有领域-△，正是有感于这种全方位的压抑氛围，龚自珍才发出了这样的呐喊：▪▲“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

　　随着中国产业衰败进程发展深化，中国出口商品结构持续降级，加工程度深的货物如纺织、冶金、瓷器等日益减少甚至转为逆差，加工程度低的茶叶等农产品占比日益上升▪○▼，即使在与远远落后于西欧的俄罗斯的贸易中，这一趋势也非常明显，在欧洲市场毫无竞争力的俄国消费品竟然一度在中国市场“大杀四方”■。

　　雍正五年（1727年）《布连斯奇条约》与雍正六年（1728年）《恰克图条约》签订后，恰克图贸易开通•-，成为上百年里中俄贸易主渠道。在对俄出口中◇▽□，至迟到19世纪初，俄国在恰克图互市中就要求削减中国丝绸、棉布等商品贸易额，提高茶叶贸易额。1819年（嘉庆二十四年）上任的西伯利亚总督斯佩兰斯基曾如此评价：■•“俄国需要中国的丝织品已经结束了△，棉布差不多也要结束了，剩下的是茶叶！茶叶！还是茶叶！△”[3]

　　在自俄进口中，恰克图贸易开展初期，俄国对华出口商品中皮毛和粮食占百分之八九十，到19世纪初皮毛比重下降到28%，并继续下降，轻工业品（主要是纺织品）取而代之成为俄国对华输出头号大宗商品，以至于中国在1850年代成为俄国毛呢的最大出口市场。1825（道光五年）—1854（咸丰四年）年间，俄国通过恰克图输往中国的纺织品猛增6倍有余；1850年代▷▽=，俄国通过恰克图输往中国市场的毛呢竟然比其它所有欧美国家通过广州输入中国市场的毛呢总数还多1.5倍-。当时俄国轻纺产品在欧洲市场基本上没有竞争力，是中国市场挽救了俄国纺织工业■▲，曾担任莫斯科民政总督的谢尼亚温如此评价：“西伯利亚地区的繁荣和俄国工业的发展，特别是莫斯科纺织工业的兴盛，主要依赖于恰克图贸易。”[4]

　　高生活水平立足于高生产水平。中欧海路直接贸易开通之后▪●，从菲律宾群岛圣奥古斯丁会主教马丁·德·拉达，到圣方济各会修士伯多禄·德·奥法罗■★，[5]到葡萄牙人盖略特·伯来拉（Galeote Pereira）□▲，[6]明代受命来华欧洲人虽然出身本国社会上层，在欧洲堪称见多识广△…-，但他们的中国见闻录笔调口吻普遍颇多“乡巴佬进城”大开眼界感觉，对当时中国城市建设▽、基础设施、生活水平▪▼、社会保障等赞赏不已，足见当时中国、特别是中国南方生活水平明显高于欧洲；而这种较高的生活水平正是建立在当时中国传统产业优势的基础之上。

　　硬实力输出必然带来软实力输出，伴随着当时中国优势传统产品输出的还有儒家经典。在社会文化建立在基督教基础之上的欧洲，正是耶稣会士翻译传入欧洲的儒家经典，以其■…“以人为本”的基本思想令当时的欧洲思想界耳目一新◆，掀起了持续百年的中国文化热•，不仅伏尔泰、狄德罗、卢梭等启蒙思想家从孔孟学说中汲取的营养对催生自由观、平等观、民主观等现代理念助力颇大，而且对法国重农学派等经济思想产生了深刻影响，重农学派代表人物魁奈甚至撰写了《孔子简史》▪，高度评价孔子思想。

　　正是基于国际学界对中国历史上长期遥遥领先地位的共识◆■，托马斯·索威尔（Thomas Sowell）在其《移民与文化》（Migrations and Cultures：A World View）一书如是叙述•□▽；

　　☆…“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可以追溯到几千年以前，它曾经是一个在技术■▪★、学术◆●、商业以及组织等各方面均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国家=。……中国比欧洲早一千年制造出铸铁，而且1078年（注：北宋神宗元丰元年）中国生产的铸铁总量大大超过7个世纪后（注：即工业革命初期）英国生产的铸铁总量。[7]在欧洲出现印刷术的好几百年之前印刷术就已经在中国存在了▽▽。火药同样起源于中国●□◇。中国每一时期都存在人口超过200万的大城市，而当时欧洲最大的城市也只有不超过5.4万名居民◁▽。……18世纪之前▪◆，[8]没有一个欧洲国家能够达到11世纪中国经济的发达水平▲●★。14世纪，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农业。直到16世纪…，中国的生活水平都是全世界最高的。”

　　然而，在明清鼎革以降中国产业相对于西方的长期衰败进程中，从蔗糖到瓷器…◇、冶金、纺织直到茶叶，随着一个又一个中国传统优势产业被西方替代，来华西人看待中国的眼光日益从量变到质变。到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出使中国之时，他对当时中国科技、生活水平等各方面的评价基调已经转为批评，[9]与明代来华欧洲人的见闻录口吻笔调截然相反◇。最终，中国无可避免走到了战争和此后上百年天翻地覆的沧桑巨变。

　　自第一个五年计划全面启动中国工业化起，经过50多年奋斗，中国产业衰败进程已经彻底扭转☆○，中国已经恢复了历史上长期占有的第一制造业大国地位，目前制造业产出占全球1/3左右★，与西方七国总和大体相当，甚至略有超过。但回顾中国这段历史•=…，对照美国副总统万斯《乡下人的悲歌》等相关著作=△，我们可以加深对特朗普关税战根源与走向、长期影响的认识。

　　在相当长时间里，美国能够保持相当普遍的远远高于其它国家的生活水平，中产阶层在美国社会占据最大比重=，即使小镇居民也能拥有良好的就业机会和生活质量，这一切是建立在当时美国的…▲◁“世界工厂▽◁”地位之上。而制造业大面积衰败、产业空心化严重◇■，与美国制度等方面一系列问题相结合，对美国经济、社会生活产生了广泛的深刻冲击，在许多方面与清代中国传统优势产业衰败所带来的后果相似。正是这一现实，决定了美国社会必然会寻求解决之道，特朗普及其MAGA运动支持、实施的全覆盖关税战作为其中一种探索，其社会支持基础不会狭窄▲。对此，我们要有清醒、冷峻的认识▷。

　　从全球视角来看•，中国是从历史上的发达国家彻底沦落为发展中国家之后，经历了长期持续地努力，方才成功实现了工业化；美国是还在发达国家、世界第一超级大国地位上力图实现再工业化□○，无论最终成败，都可以为包括中国在内各国提供有价值经验教训▲。

　　作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作为公认的1990年代以来全球化进程最大成功故事，今年截至11月份就创造了世界贸易史无前例的1万亿美元年度贸易顺差纪录★◁△，我们理所当然要维护现行多边贸易体系，美国“再工业化”努力最终成败也必须接受市场竞争的无情检验；但我们也需要实事求是正视特朗普政府及其政治基础MAGA运动发动这场全覆盖关税战的内在机制，才能准确判断现行多边贸易体系面临的这场冲击力度和持久性●◆，进而准确判断现行多边贸易体系、整个国际贸易-货币体系存续前景，并作出合理可行、符合我国长期根本利益的决策。

　　[1]【美】托马斯·索威尔：《移民与文化》…▷-，第一章●-“移民的文化★▽■”，第18页，中信出版社▷•●，2020年。

　　[3]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五十七▽；转引自邓九刚：《茶叶之路》=□☆，第273—279页，新华出版社•，2008年。

　　[4] 《19世纪前半期俄中关系的一页》，转引自邓九刚：《茶叶之路》，第114页▼•，新华出版社，2008年▷▷。

　　[5] 马丁·德·拉达和伯多禄·德·奥法罗来华见闻录载于【西班牙】门多萨撰《中华大帝国史》▽◁△，1585年（万历十三年）首版于罗马，中文版见中华书局1998年▼■■。

　　[6] 盖略特·伯来拉等人1550—1575年来华见闻录载于【英】C·R·博克舍编注《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中华书局，1990年◇▪。

　　[7] 1078年（北宋神宗元丰元年）之后7个世纪的1778年为清乾隆四十三年□-•，当时第一次工业革命已在英国开始，1733年飞梭发明，引发纺织业技术革新；1765年哈格里夫斯发明珍妮纺纱机，拉开工业革命序幕◇；1785年瓦特改良蒸汽机，工厂制由此得以普及，生产摆脱自然动力限制。

　　[9] 需要正视的是…◁•，马戛尔尼与其使团成员的观察记录总体而言是客观的=◇▲，他们承担着了解清王朝实情▽、为制订对华政策提供决策依据的使命，这一使命决定了他们需要力求客观、准确观察评价，以免误导英国本国决策。马戛尔尼使团见闻记录见【英】乔治·马戛尔尼、约翰·巴罗等著：《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商务印书馆，2019年。